由此，复议前置有了独立于《行政诉讼法》的法律渊源和法律地位，挑战了《行政诉讼法》的约束。
与监督宪法的实施这一表述不同，这一权限自其被创设时起就归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47] 见前注[44]，彭真文，第108页。
关键词: 全国人大常委会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民主集中制 宪法监督 合宪性审查 一、问题的提出：文本差异与实践困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3）基于法律规范对政治意志进行监督，比如基于法律规范对组成国家机关的人员进行监察、弹劾。[35] 刘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足迹》，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236页。晚近《全国人大组织法》等法律与相关职权决定的颁布，细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职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进一步发挥规范控制型监督提供了制度支持。宪法监督似乎主要属于其中的法律监督狭义的监督，但广义的监督工作监督也未尝不能发挥监督宪法实施的功能。
（三）两机关关系与宪法监督的体系化至此，文章开篇所提出的问题已得到解决：《宪法》第62条第2项与第67条第1项规定的全国人大与其常委会的宪法监督权是差异化的。无论是美式的分散式司法审查，还是欧陆集中式的违宪审查，都属于规范控制型的宪法监督。我国的行政处罚制度源于1908年清王朝颁布的《大清违警律》。
[56]关于没收，参见张明楷：《论刑法中的没收》，载《法学家》2012年第3期，第64页。这一问题需要专门讨论，在这里无法深入展开。BT-Drs., v/1269. S.29 f.[63]Claus Roxin, Strafrecht Allgemeine Teil,3.Aufl,1997,§2,Rn.40.[64]伊藤榮樹『軽犯罪法』(立花書房，第二版，2018年)5頁参照。黄锫：《行政执法中责令改正的法理特质与行为结构》，载《浙江学刊》2019年第2期，第167—168页。
[61]二战后，立法者对纳粹法制进行了根本性改造，在这一过程中，德国法并没有简单地回归到一元制惩罚模式，而是在对行政处罚权进行合法性改造的基础上肯定了其正当性。[2]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行政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讲话》，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页。
通过考察刑罚处罚和狭义行政管理权与行政处罚权之区别可以发现，科处额外负担和非难是处罚的本质要素。[73]面对行政违法行为，狭义行政管理权关注的是如何及时制止、纠正违法行为，恢复乃至促进公共利益。刑罚和保安处分均以犯罪行为为前提，但是刑罚以罪责为根据，是对犯罪行为科处的制裁，具有报应的性质，[51]是一种道德化的愤怒。[47]参见陈兴良：《论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的关系》，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4期，第27页。
由此，对于行政机关依职权科处的不利益处分，立法机关都倾向于将其定位为处罚。[9]参见章志远、鲍燕娇：《作为声誉罚的行政违法事实公布》，载《行政法学研究》2014年第1期，第49页。那么，刑法上如何理解处罚的内涵呢？是否刑法规定的所有限制个人权益的行为措施都是刑事处罚呢？理解刑事处罚内涵的关键就在于如何认识刑罚与保安处分的关系，质言之，刑罚之外是否还存在着其他种类的刑事不利益处分。[16]由于新型行为措施类型的出现和旧法在处罚种类上采用的名称列举方式，旧法第8条规定的处罚种类已被架空，应该根据处罚的功能、目的和性质来划分行政处罚，将降低信用、禁止入市等行为纳入行政处罚。
扩张处罚种类在实现有法可依的同时，可能导致意料之外的法律适用问题，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尴尬状况。[98]这些行为措施具有强烈的直接维护公益之特征，即使违法行为人没有过错或者不应处罚，行政机关也应采取措施及时止损、恢复公益。
[7]有学者进一步将行政黑名单制度分解为拟列入行为、列入行为、公布行为和惩戒行为，进而认为纯粹的黑名单公布行为在性质上属于行政事实行为，不属于行政处罚，而列入黑名单之后的限制贷款、限制出境等惩戒行为属于行政处罚。[22]见前注[12]，应松年、张晓莹文，第9页。
在处罚种类问题上同样如此。[14]见前注[5]，张淑芳文，第87页。笔者在这里所主张的是，如果承认行政拘留有存在之必要，那么其毫无疑问属于行政处罚而非其他行政管理措施。对相对人产生不利影响的行政行为的规范，对行政权行使的制约和对相对人的救济不是《行政处罚法》一部法律所能和所应完成的使命，这个使命主要是应由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来完成的，我们需要做的是应促使立法机关尽快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而不是将所有不利行政行为都纳入行政处罚。扩张处罚种类，致使司法机关获得如此广泛的变更权是否合理不禁令人怀疑。[85]第二，典型的非处罚行为。
公共治理能力之提升与扩张行政处罚种类并无直接关系。[82]此时，即使行政机关将包括违法行为人在内的信息公之于众，也不属于行政处罚而是狭义行政管理权的行使行为。
[69]对比分析二者的不同，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行政处罚的内涵。[29]除上述争议之外，如何理解制裁性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
[38]如此，关于制裁性是否为行政处罚的本质要素，以及如何理解制裁性，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和主张。[8]另外，关于实践中大量出现的公布违法事实行为，有观点认为其在很多场合具有处罚的功能，不仅具备行政性、外部性，并且可以对违法者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因此属于声誉罚。
如前文所述，中间类型行为往往具备制裁和直接维护公益的双重目的，因而不能仅仅关注制裁性，更要关注公益性、效率性，二者之间不免存在着张力。这是因为，任何人都没有违法生产经营的权利，法律不能允许违法者继续从事违法行为，法律也不能为其保留继续违法的基础和条件，任何人都不能在保有继续违法的条件和可能性的情况下生产经营。[31]见前注[1]，熊樟林文，第81页。[68]行政处罚权在我国并未遭到真正的抵抗，始终处于与狭义行政管理权相辅相成、浑然一体的状态。
新法与旧法相同，都承认了应当对行政命令与行政处罚进行区分。在《立法法》出台之前，行政命令等行为措施的设定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只有将其定位为行政处罚才能实现有效规制。
[83]综上可知，新法列举以及学理主张的处罚种类外延远远超出行政处罚的内涵。[62]参见1968年《违反秩序法》的立法理由说明。
尤其是在行政命令行为的设定、适用、救济等法律规定不完备之时，通过适用《行政处罚法》，可以实现对行政权的规范和约束。学理上的扩张论同样无法完全令人信服。
首先，行政命令等行为措施被纳入处罚种类之后，可能由于过错要件、免予行政处罚等规定造成适用阻碍，在需要及时做出行政行为的情况下，这种阻碍明显不利于维护公共利益。只有在限缩处罚种类之后，才可以对行政处罚进行专业性规范：可以规定比《立法法》更为严格的法律保留，比一般依职权不利益处分更为严格的程序规定，还可以规定更为严格的高密度司法审查。学理上的处罚种类扩张论同样具有这样的倾向。[30]剥夺一定的价值、利益或者科以一定的负价值或者不利益即为制裁，无须局限于额外义务。
一元主义论者或者着眼于预防行为人的危险性，将二者统合为社会防卫处分(保安处分一元主义)，或者将保安处分的机能融入刑罚而消解二者的差别(保安刑一元主义)，主张根据行为人的危险性程度而非责任的轻重来科处刑罚。如前文所述，一方面，一些中间类型行为往往同时具有双重目的，立法上既可以将其定位为狭义行政管理权之行使，也可以将其纳入行政处罚范围内。
实际上，处罚种类不应扩张而应适当限缩。见前注[36]，黄海华文，第35页。
行为措施的性质界定是判断是否将其纳入处罚种类的首要关键，一项行为措施如果是行政处罚，那么将其纳入行政处罚种类乃是当然之理。[4]张尚主编：《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行政法学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5页。
